Interview– Malaysia K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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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o 25 OUG, September 2019

国族框架外的身份凝视：访“城市人”艺术家林猷进

黄凯荟 2019/9/4 8:53早上

Kampung Jol Village

【​今人物​】告诉你属于他们的故事。
“我的名字有英文,也有华文。我的面孔看起来像个华人,但我不会说华语,生活里也没有华人的文化习俗。那么,你觉得我是什么人呢?”

这几年来,林猷进经常背着自制的饼干桶相机,走进森林的原住民部落。村民知道他的名字之后 ,经常下一道问题就是“你是什么种族”?每当被问到自己的种族,这是他调皮反问原住民村民的 方式,也是他自小开始对自己的追问。

出生于马来西亚经济起飞的1970、80年代,林猷进成长在首都吉隆坡一个以英语沟通的小康之 家。从很小开始,他就意识到自己是不太一样的“华人”,因而产生身份焦虑。

他并不是那种品学兼优的孩子,每当忆起上学时光,他想起的不是课室里的光景,而是他搭校车 上下学时,在车里看见的城市风景,以及对外在世界的凝视和观察。

“我家在白沙罗(Damansara Utama),小学和中学都坐落在淡江(Ulu Klang)。每一天,我都得 跨越整座城市去上学。我坐着校车,看到这座城市的各种面貌,从西南边的八打灵再也,进入市 中心,再到吉隆坡的西边。那时候,吉隆坡的西边还是比较乡下的感觉......”

“我在学校的表现不太好,可能因为我一直面对身份危机吧?我好像是 ‘例外群体’ (yang lain-lain) ,因为我不会讲华语。老师上课说马来语,但那时候我的马来语也很差,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只跟 我说英语。”

林猷进的家族从长辈开始就在英语环境成长。从前从前,他的奶奶是英联邦秘书长家中的保姆, 爷爷则在同个洋人家庭里当厨师。

父亲深受西方文化影响,与娘惹血统的母亲结婚成家之后,林猷进从小家里向来都只说英语,不 像其他吉隆坡华裔家庭普遍懂得说广东话。

他这份身份认同的焦虑,隐隐地陪伴着他数十年。中学毕业后,他辗转当过餐馆侍应生、百货商 场的销售员、油站员工、酒吧调酒师、音乐老师和乐器销售员,四处打工的日子就这样过去了好 几年。

有一天,他的奶奶劝他说,“你这辈子,需要拿到一张纸”,他才进入学院修读学位,接触了平面 设计。林猷进带着这 “一张纸” 投入企业形象设计行业,先是在本地企业工作,随后也尝试到新加 坡发展长达三年。

活在建构出来的世界
后来,一段跨族的亲密关系,让林猷进经验到国家族群的框架,让个体生命无所适从。年近三十 岁时,他又再次回头,重新思考自我身份与家国之间的关系。

“这段跨族关系让我遇到很多挑战,尤其是在马来西亚这样的国家。这个我出生成长的社会、这片 我爸爸和爷爷生活的土地、这个国家的法律......我开始去追问很多,我们之所以是现在的样子, 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国家与历史经常都是宏大叙事,记录着统治者政权的兴衰成败。统治者建构国族认同,用种族来 命名这片土地上的人,赋予个别族群不同的权利与义务,造成我与他者的区别。

林猷进形容,“每个国家就是一个政权,也就是一种控制方式。每个国家都有它的国族建构计划, 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被建构的世界。”

林猷进要拍照时,除了日常的穿着,原住民也经常要求穿上自己的传统服装,展现自我的身份认 同。

“因为我们创造了这个 ‘被建构出来’的世界,我们必须要生活在其间,开始定义所有人和事物。我 们怎么去试探边界,或者探索其间,这就是挑战。我们生活在困局之中。”

林猷进在访谈中,好几次提到 “困局”这个词,仿佛国族这个庞然大物的框架,处处框限了他的生 命。然而,他也唯有直面它,解构它,整个生命才得以继续往前。“我面对的这些挑战促使我决定 要去追问、去解构,从而更深层地理解,我们现在长这个样子,究竟是为什么。”

这些疑惑引领他在2008年展开了首个创作计划,惟这个命名为“根”的家族史探索计划,迄今都尚 未完结。这股寻根的力量牵引着他,选择离开了新加坡,回到马来西亚生活。

“那时候我刚好满三十岁,我就开始想着自己剩下的人生要做些什么?要继续做企业形象设计师 吗?还是我要做更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更深入地探索我的过去。最后,我决定离职回来马来 西亚,展开更多的计划。”

追寻小写的家族历史 

透过各类型的艺术创作计划,林猷进展开了寻找及定义自我身份认同的旅程。他努力跳脱大写的国族观点,走入小写的家族历史。

超脱既定的国家和族群框架后,一个人的身份认同可以是什么呢?辗转十年,他的探索之路,由 自己,延伸到国家,再拓展到比国家建立更早的族群——原住民,再推展至人与大自然环境的共 生。

起初,他透过家中老照片拼凑家族史。他从爸爸家中的储藏室里翻出爷爷的遗物,找到曾祖母的 黑白肖像。“我刚刚回来马来西亚的时候,开始练习黑白摄影。我用了很多老相机,想要把照片冲 印出来。”

“很多时候,我都是靠着老照片找寻家族史。当你用银盐冲印法印照片出来时,它的生命可能比你 的更长。它是有形的东西,你可以触摸到,而这些照片打印出来就有了自己的生命。”

他长期钻研黑白摄影,看见曾祖母的黑白老照片时,就已经可以推敲出,照片大约是1950年代的 哪一款老相机,进而推算曾祖母拍摄时大约的年纪。“不过,我也只能知道这些,我连她的名字都 不知道,就只能推算这些。”

林猷进从爷爷的遗物中找到曾祖母的古老肖像。

凝视先于国家的存在

生活在数位化时代,林猷进却对冲印痴迷和执着。他除了研究老相机和学习银盐冲印(Silver print),他也以木箱子或饼干铁桶这些日常材料,不断摸索研制出自己的相机。这些相机不仅不 需要用电,同时也可即时冲印出照片。

为了跳脱国家统治者赋予的种族身份认同,他开始筹募资金,展开名为“透镜之影”(Kanta Portraits)的黑白肖像摄影计划。他背着亲手研制的相机,走入马来半岛和世界他国的原住民部 落,去了解和观察这些“比国家更早存在”的人,包括他们的身份认同和当前处境。

他在创作计划报告里坦言,计划一开始是为了追寻“身份”,但对于自己最终能够找到什么其实所 知甚少。

“Kanta”是马来文的透镜或晶体的意思。摄影机里面的透镜让外在世界的画面,投射并记录在照片 上,而我们眼球里面的晶体,则让外在世界投映到我们的视网膜,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的样貌。

人们看到自己的肖像时,是如何观看和认识自己;我们透过自己的眼睛,又是如何看待他人,这 些疑问似乎是林猷进为此计划名称的所埋下的隐喻。

这几年,他踏入霹雳州宜力的甘榜古聂(Kampung Cunex)、彭亨州云冰的甘榜哲末里( Kampung Jemeri) 及雪州凯利岛(Pulau Carey)和武吉兰樟(Bukit Lanjan)等地区的原住民村 子,为村民拍摄黑白肖像,并打印出来让他们收藏以照片交换他们的故事。

林猷进把饼干桶改装制作的相机带入原住民村子,村民好奇地围观摄影过程。

“原住民群体生活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是国家或王权出现前的世界,他们如何与自然共处;另一 个世界则是这个被建构出来的社会结构。理解他们如何探索,对我来说很重要,对我理解我自 己、我们的过去、我的家族和我的国家很重要。理解他们,其实是让我们理解自己,以及我们的 未来。”

他也背着相机走进台湾和日本的原住民部落,探索各国原住民的生活现状。他发现,不同国家推 动国族主义政策(nationalist program)如何抹去族群的多元,中断各异的语言文化传承。

“日本拥有更长的皇权历史,他们经历了国家民族建构的政策,这条路途上不断定义他们‘自己应该 是谁’,日本政府直至2019年只正式承认一个原住民族。我走到日本,也是希望理解那里的社会现 状。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原住民(indigenous),你我都必定来自某个地方,只不过我们 后来与之脱节了。”

林猷進在Kanta Portrait计划中,其中一名合作夥伴是台湾阿美族原住民Posak Jodian。由于马来 西亚与台湾都属于南岛语系(Austronesian languages)地区,台马两地的原住民的语言属于同源。他分享道,当Posak到访马来西亚走访原住民部落时,甚至遇到本地原住民告诉她阿美族故 事的“前传”。

林猷进与台湾阿美族原住民Posak Jodian走访马来半岛原住民部落。

“在国家建立过程中,阿美族曾经遭受剥削和被迫同化。他们许多后代都已失去了与自己语言、文 化、习俗,以及与土地的连结。某种程度上,他们已经遗失了自己的过往,所以Posak所知道的 口述历史故事并不完整。”

“我们这里部分原住民仍旧与这块土地和传统习俗保有连结,他们仍然保留着自己的语言和集体记 忆。当Posak说自己的民族有关世界起源的故事时,她不知道故事的前半段。这里的原住民听完 后,告诉她说 ‘我们可以告诉你故事的前面是什么’!这对她来说是很大的震撼。”

我是“Orang Bandar”

透过探析原住民如何在现代国家生活,且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与文化,林猷进似乎逐渐发下自己 “不太华人的华人”的焦虑,对身份有了新的理解。经过了他由小至今数十年的追问,当问起他如今如何认识自己时,他笑说他是个“城市人”(Orang Bandar)。

这样的答案,灵感就是来自于他与原住民的互动相处。“其实,从前原住民并不会说自己的是哪一 种民族。他们的观念就是‘我是这块土地上的人’。当他说‘Saya Mah Meri’(我是玛美里)时,其 实Mah Meri原本的意思是‘森林里的人’。”

玛美里原住民如今居住在马来半岛西岸,主要在雪州凯利岛(Pulau Carey)沿海而居,这里的森 林指的即是沿海的红树林。

他接着解释,许多原住民群现有的名字,都是当初殖民者或外来者来问‘他们是谁‘时,原住民使用 自己的族语说明自己是“人”,却被殖民者直接当作是他们的“种族名字”。

林猷进这几年为自己所拍摄的三张黑白自肖像。

他再举例,砂拉越的“比达友”(Bidayuh)族名原本在达雅语的意思是“土地上的人”;台湾的兰屿 上居住的“达悟族”的达悟其实原意也是“人”。

“很多时候,原住民自称‘我是河边的人’或‘我是山里的人’。而我呢?我就是城市里的人。也因为马 来语是这片土地或这个区域所使用的语言,所以我说是 ‘Orang Bandar’(城市人)。”

旧时代里的文化探 
寻抛开了国家赋予的种族身份认同,这个“城市人”必须重新展开认同建立的过程。除了挖出家里的 老东西,他也开始搜集旧时代的市井生活小物,拼凑马来西亚的小写历史。他称之为这些老东西 作“本土小物”(vernacular stuff)。

“这些都是以前很普遍的东西,现在某些商店里还在卖,像是梳子啊、染发剂啊......我搜集的是它 们的包装。我是个平面设计师,透过搜集和观察这些包装设计,我们可以解构它,看看这些元素 是从哪里来。”

“马来西亚是各种文化汇集的地方,我们有各种不同的语言。除了语言之外,从这些本土小物包装 上的一些符号,我们也从这些细节可以追溯它的来源。”

“有的元素来自西方,有的来自东方,它们都代表制着不同的意义和脉络。当你把这些元素摆在一 起,将它们转化为不同的作品,它就成了新的东西,而且是这个区域非常特殊的东西。”

林猷进以本土小物件的设计,模仿并改造为自己的作品。

这些小物件在一般人眼里也许是毫不起眼或过时的东西,却让林猷进这个都市长大的小孩痴迷。 他喜欢游走老街区,寻找老旧物件,也调皮地为这这些旧时代的小物件,转化成命名为“捡破烂” 的新创作。

“这个计划叫 ‘捡破烂’ (Junkie),因为对人们来说它是垃圾。但对我来说,它是最基本的,没有 人看见的。对人们来说它不过是一块胶擦或一罐浆糊。”

“但其实它是我们与设计最初的接触,设计也是一种语言。我们说文化的时候,你经常想到的是那 种高高在上的文化。其实这也是文化的一种,它是本土的日常文化。”

巴刹旁静谧工作室 
林猷进真正的文化应回归于生活,而他如今的生活犹如双栖动物,维持着“城市人”的生活,同时 也经常踏入原住民的部落探索与大自然共存的方式。 从新加坡回国后,他开始打造自己的工作室 ,这十年来经过几次搬迁,如今落脚在吉隆坡旧巴生路附近某露天巴刹的旁边,店屋的二楼。

“生活在这样的空间,其实我们和大自然的几乎隔绝。我们应该用更永续的方式生活,对环境更有 知觉和意识,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生活和大自然分开了,这就是我们的矛盾。”

马来西亚虽然天气炎热,惟他的工作室没有安装冷气,只有几台样式各异的站立式电风扇。访问 开始前,他把其中一台电风扇调整过来吹着记者坐的方向。

工作室设计简约,桌子和椅子都是木质的,窗台栽种了一些小植物,其中包括一株他从台湾“偷 渡”回来的小米,整个空间给人一种“静静生活”的感觉。

林猷进在巴刹附近的店屋楼上,打造了自己的幽静的办公室。

今年41岁的林猷进,眼神清澈,穿着简约。黑色的中长发随性地扎成一个小小的发髻,戴着黑框眼镜,视觉年龄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 

他说话时不急不徐,叙述自己看法的时候语调很轻,他这种不急不徐的生活节奏,与室外菜市场的喧嚣形成有趣的对比。

他目前仍是一名平面设计师,靠着接设计案子挣钱,有时也出售自己的艺术作品赚取生活所需。 他在这个工作空间里锯木、画画、研制自己的相机、冲印照片,实验各种媒材的创作。他的工作 室里有一张灰色的沙发床,有时候工作忙起来就直接睡在工作室里。

骑脚踏车寻找土地归属 

因为从小爱骑脚踏车,他也开始研究脚踏车,工作室里挂了几款脚踏车。“我很喜欢脚踏车,我也希望探索一种永续、自给自足和更环保的生活方式。脚踏车是其中一个面向。”

“我开始探索后,发现脚踏车也是一种文化。马来西亚曾经是出产脚踏车每个零件的地方,殖民时 期甚至出口到世界各地。目前,吉打还有一名老技师还活着。”

“马来西亚也有三轮人力车(beca)的文化,这些三轮车都是本地生产的,共有八种不同的类型。 挖掘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也同样在理解我们的历史文化。”

从家族史探索、黑白肖像计划、到复兴吉隆坡骑行文化,都紧扣着他对身份认同的深层叩问。

他开始搜集旧款的脚踏车,也向老师傅学习维修脚踏车。随后他也开设工作坊,教导其他脚车爱 好者维修脚车。此外,林猷进也开始参照各种不同的地图资源,与其他脚车爱好者共同搜集资料 ,结合自己的设计才华,2014年以三语出版了“吉隆坡骑行乐”脚车地图,并在2017年出版了更新 版。

困在车龙之中,是许多生活在吉隆坡的人的日常生活。林猷进期盼透过推广骑行,让吉隆坡人用 更直接的方式接触这座城市,重拾对土地的归属感,进而促进人们对生活处所的认同。

他推广骑行运动接受媒体访问时曾经说:“我们去谈关心环境保护之前,我们必须对这个地方有归 属感。当你觉得自己属于这个地方,你就会想要去照顾它。”

从家族史探索、黑白肖像摄影计划、本土小物的搜集与再造,到推动及复兴吉隆坡的骑行文化, 这些看似零散而没有直接关联的东西,其实都扣连着他对于身份认同的深层叩问。林猷进年过四 十,惟他对自己出生成长的土地仍旧充满好奇,眼神仍旧泛着光芒。

仍在路上

关注原住民权益的社运分子为原住民发声,诉求公平正义时,经常展现出某种愤怒的姿态和面 貌。林猷进虽经常接触原住民课题,但他却似乎能够以非常平静的态度走进原住民的生活,从他 们身上观察学习。

当问起他为何可以看起来那么冷静时,他先是笑着回答,“哈哈,我表面上看起来可能很冷静。我 想,我的角色更像个观察者,理解他们当前的社会处境。我同时也参与和支持相关的非政府组织 ,这些倡议工作将会不断持续。”

接着,他的语速放缓,思索了片刻又继续说,“长期而言,我的角色仍是观察和理解他们的处境, 尝试不只是说出他们的故事,提高社会大众的意识。我还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达致和解。”

林猷进仍在试图突破国族框架,探寻自我认同的路上。

林猷进坦言,世世代代生活在马来半岛的原住民遭受国家的剥削,而马来西亚应该在未来的某一 天,与他们迈向和解共生。

“国家的概念很新,我们的国家1957年成立,如今才60几岁。若我们要谈国家,谈我们的源头, 我们就必须肯定原住民,因为他们与这片土地相连,他们的口述历史和文化与这个空间连结,而 这些都是我们所没有的。”

谁先来,谁后到,经常是马来西亚政治人物抛出种族歧视言论的参照。当林猷进解释何谓“和解” 时,刻意避免“先来后到”的陈腔滥调,而是从原住民与这片土地的连结,来支持他们的正当性。

访谈间,他提起台湾总统蔡英文2016年向原住民道歉的事,还有澳洲、纽西兰和加拿大等国家如 何与历史“和解”。“我钦佩他们如何认识过去,检视对待原住民的方式。”

马来西亚现有的土著保护政策,经常引用《联邦宪法》条文是第153条文。其实,这项这条文只 提及马来人、沙巴与砂拉越土著的特殊地位,却只字未提西马半岛的原住民。

马来语的语境之中,全马的原住民统称为“Orang Asal”,而西马半岛的原住民统称为“Orang Asli” ,虽然同是这片土地的原住民,但国家政策却没有同等地对待他们。

“其实,我们不是生而平等,也不是生而自由。我们出生在既定的现况之中。这样的框架比我们更 早就存在了。如果我们继续去定义它,我们就继续生活在矛盾之中。”

生在矛盾与困局之中,林猷进除了竭力思索,也继续踏出家门,走在探寻答案的旅途上。访谈完 成的几天后,林猷进又再连夜骑着他的摩托车,穿越黑暗与迷雾,带着他的大相机由雪州前往彭 亨州云冰的原住民村子去了。